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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全国的财政体制大体上分为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另外还有五五分成的分税制试点。这种状况，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省一率”的财政体制。
• 　　老财政体制的弊病，从上海和北京可窥见一斑。上海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 亿元，100 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是163 亿元——165 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对北京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5年之中，北京每年财政增长为4%. 分税制之后才发下北京隐瞒了98亿元的收入。
• 　　所谓承包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 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产品税， 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间接税（产品税）收不上来。如此，中央收入被“包”死了，“包”到了中央财政 困难的窘境。而地方的日子相对于中央财政要好过得多。

•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广东进而又提出四条意见。核心是提出以1993年为基数的问题。他们认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1992年上半年的事了，下半年经济发展 起来，反映到财政收入上是1993年的事情。假如以1992年为基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成果都没有包含在内，这怎么行？他们坚决要求以1993年为实行分 税制的基期年。

-------1993年分税制改革回忆

去年7月的《了望》指出，各地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00亿元以上。中央转移支付的欠透明状态，成了各地驻京办“跑部钱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驻京机构的迅猛增长，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其中尤以1994年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之后为甚。到1991年，北京还只有186 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此后，驻京办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粗略统计，现在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还有520家市级和5000余家县级办事处。 如果加上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更进一步地研究会发现，肇始于1994年的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改 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和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状况，“跑步钱进”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缩影。分税制后，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划归中央。消费税、 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
　　在实施分税制后的当 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个百分点。此后， 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 重不断减少的同时，支出比重却不断加大。到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当年，中央的 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55%，但教育事业费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地方 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
　　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最后实际上就是由占大多数的农民负担。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局面。
　 　在中央把省里的部分税权上收的同时，地方也上行下效。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上收到省里，而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其结果是，自1994年的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政府财权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数据表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大幅提高到2002年的 54.9%，省级政府的财力也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负担80%的 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

分税制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地方政府甩包袱。在中央部委死死抓住部门垄断权力不放、市场的自由准入受到严厉控制、市场自由公平竞争无从谈起的情况下，各地方 政府却纷纷以市场的名义放任教育和医疗机构大肆收费和乱收费，住房也被推向了市场，从而把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责任大部分或者完全推给了社会。像医疗行业， 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85%被用在了800万党政干部头上。导致活人被送进火葬场、医院见死不救、学生家长或学生因学费太高而自杀的现象层出不穷。水、电、 煤气等公共事业的价格也一再飙升。

1994年分税制给地方政府留了一个借地生财的口子――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因此给持续高热的房地产市场和不受制约的征地和拆迁运动埋下了伏笔。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土地出让已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通过征地，以几万元每亩的低价，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转 手通过拍卖等方式出让，地价上升几十、几百倍以上。地方政府的财力得以增强，官员的寻租也由此进入疯狂状态(寻租成本占房地产总成本的3%到5%甚至更 高)。在城市拆迁中，民众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在此过程中，民众受到了补偿费低、房价高和无住房社会保障的三重剥夺。

----童大焕：被分税制改变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