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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人是精明的，老谋深算的，但在迥然不同的另一套游戏规则之下， 这种纯熟的“中国式”政治技巧不仅毫无用武之地，反而会是沉重的累赘。在个人的人际交往方面，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成熟老练的，但我们 整个民族在政治上却是不成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早熟而发育不良。都说海外华人擅长做生意而不善搞政治，我的看法是，他们并非不善搞政治，而是不善搞 “西方式”的政治。生意上的谈判是个人间的事情，而政治却是社会性的活动。一个群体想要保持稳定持久的能量和活力，就必须有一套凌驾于群体内所有个人之上 的普遍规则。也就是说，个人是制度的工具，而非相反。有谚云：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是一条虫。道理尽在于此。我们中国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 性太强了！个人不愿意做制度的工具，而要做制度的主人，其结果是：团体（社会）就必然沦为操控这个制度的个人的工具。

 from： 陈季冰：2008-11-18 | 一堂生动的民主法治启蒙课

其实，作为“６０年代”的一员，我深知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体弱点——

    与５０年代以前的几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明显缺乏对国情的切身体悟。虽说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动乱年代，但在我们的童年，国家真正在物质上最困难的三年“困 难时期”已经过去，整个国民经济已有所好转，至少不至于发生大面积灾荒致人饿死的惨况。到了我们获得明确的自我意识的青少年时期，国家已开始改革开放，物 质短缺的状况开始迅速改变并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扭转。当然，我们这一代更没有“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经历。因此可以说，生于６０年代的一代人对 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物质极度短缺的基本国情的认识是流于表面的，缺乏切身的痛楚体察。“贫困”这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概貌或全景，是一组比较之后的 数字，而不是那种真切的饥饿感、寒冷感。至于那种因极度贫困而丧失基本尊严的牲畜一般的麻木感，对我们而言更是难以理解。

    正因为这一点，我想说，我们这一代在整体上不是脚踏实地的一代。很多时候，我们的志向要远远高于实现志向所需要的艰辛奋斗精神和坚忍毅力。我们不能深刻地 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疆域如此广阔，且地区差异如此巨大的国家，要促成哪怕是很小的一点改变，都是极不容易的，都有可能要付出极大代价。

    另一方面，与７０年代以后的两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又明显缺乏市场经济头脑和适应商业社会的竞争意识和能力。我在前文中提到过，我们生于动乱年代，但真正 对塑造我们的人格和价值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８０年代——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我相信，将来的历史书一定会这样描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 历程来说：这是一个距“五四运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第二次“启蒙时代”。客观地说，没有８０年代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然而，８０年代并非一个商品经 济的“实践”时期，人们更多地从思想和观念的角度来憧憬和勾画未来。虽然这些描绘模糊地指向今日的市场经济社会，但８０年代本身却是一个精神绝对压倒物质 的时代。当“交易产生价值”、“竞争带来效率”等等这些市场经济的坚硬规则真正君临中国大地时，已经是９０年代了。我们都已成年，价值取向和人格已定型， 很难再有机会被重新塑造了。从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的这段时期，社会的各方面，尤其是精神气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昔日振聋发聩的思想家如今转型成为指导人们 在市场竞争中如何取胜的各类咨询专家，过去标新立异的前卫艺术家现在蜕变成了时尚设计技师，当年曾经家喻户晓的诗人今天正在为那些商品销售的广告创作令人 过耳难忘的广告语……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我们这６０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身上，８０年代的烙印是最为深刻的。我们向往并谋划着我们理想中的自由、民主、正义、人道，但我们又着实缺 乏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取胜甚至谋生的高超技能。因为在我们学习能力最旺盛的时代，这些技能都还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我猜想，我们中的不少人也许会因此而 在后来萌生不小的挫折感和幻灭感。

 

    因此，如果说人生就像一篇文章的话，５０年代生人写的是一则公文，６０年代生人写的则是一首诗，７０年代生人写的就是一封求职自荐信。但是，我们这个国 家、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的既不是公文，也不是诗歌，更不是自荐材料，而应当是一篇阐述长远发展和具体执行的项目规划书及其实施方案，它应当兼具公文的规范 和严谨、诗歌的激情及远见、求职信的机智与策略。

陈季冰：生于六十年代……